甘维珍对中国的热情成就了她在全球商业和董事会领域的成功

《董事与董事会》杂志专访中文翻译

编者语:甘维珍是美国甘维珍公司的创始人、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。 美国甘维珍公司是一家策略咨询公司,主要从事外国公司在华投资以及中国的海外投资咨询服务。甘维珍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大通曼哈顿银行,之后于1980年,她创建了自己的公司。1980年对于美国甘维珍公司有着特殊的意义,因为就在这一年,美国甘维珍公司成为最早获准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的20家美国公司之一。它也是第一家在华获批的外国咨询公司。甘维珍代表她的公司和客户已经促成了几十亿美元的交易,众多公司竞相聘请她担任公司董事。目前,她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,包括一家汽车配件公司——美国德纳控股公司(Dana Holding Corporation)和一家消费品生产公司——美国频谱公司 (Spectrum Brands Holdings Inc.)。之前,她还担任格雷斯公司(W.R. Grace & Co.)、希悦尔公司 (Sealed Air Corporation)和其他几家工业制造公司的董事。自2003年以来,甘维珍还担任华美协进社的董事长。华美协进社是美国最早的非营利性机构,致力于美中关系的发展。甘维珍经常访问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,今年年初,《董事与董事会》杂志专栏编辑卡利•麦卡锡用电话联系到了甘维珍在纽约花园大道的办公室,了解了她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和热情以及她如何进入董事会世界。

采访记录

我的董事生涯开始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时的校长比尔•波文让我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理事会的时候。 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人,包括高盛的约翰•温伯格、 汉华实业银行的约翰•麦吉利卡迪,以及马尔科姆•福布斯。从1988年至1992年,我连任了两届,当时我在财务委员会工作,我们批准的金额高达26亿美元。比尔本身是一个很优秀的董事,他曾在美国运通公司以及美国默沙东公司担任董事。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。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是无价的。

之后,彼得•格雷斯让我担任格雷斯公司的顾问,帮助公司在中国开拓业务。我为格雷斯公司创建了第一个外商独资企业,当时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甚至还不允许。在彼得邀请我加入董事会之前,我又为格雷斯公司建立了其他的一些业务。然后,我对公司以及公司的业务有了更深的了解。我相信凭借我对中国的了解,我能为董事会创造价值。

甘维珍:对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来说,最大的品质是魄力,她说。因为她在五角大楼委员会的任职,海军部邀请她参加一次航空飞行操作。图为2012年1月她在企业号航空母舰驾驶舱内。

我的中国情结受我母亲的影响。在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,她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当时她住在好莱坞,是个编剧。那时,任何人学中文都被当成是叛徒和共产党。但她比较有先见之明。她认为这个世界上25%的人都讲中文,会有一天,美国人需要和华人进行交流,这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。

她尝试培养我的两个姐姐对中文的兴趣,但只有我是最听话的。10岁那年,我开始在华美协进社学中文。当时华美协进社拥有最好的中文课程,至少我这么认为,我现在还是华美协进社的董事长。如今,华美协进社完全转型了。我在华美协进社学习的时候还没有专为孩子开设的中文课,所以我只能参加晚上的成人班。另外的学生大多是中年男子,对晚上出来玩更感兴趣。我却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。我比较关心中国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,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黑暗的一个时期,整个中国与西方世界完全隔绝。我渴望获得那方面的信息,了解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。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神秘的。

上高中的时候,妈妈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有个卡耐基资助的项目,美国国防基金想培养30个高中生学习中文。 入选的学生可以免费上大学。妈妈拉我去参加了考试。 考场上,成千上万的学生参加了考试。我有幸通过了考试,入选的9个学生中,其余8个都是华人。那些课程都非常严格,我们每天要学习100个生字。我记得每天晚上回到家,都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到凌晨两点,而我的姐姐们却忙于约会。

我高三那年在台湾,之后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,主攻中国语言和诗歌。当我在东亚研究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,一个教授对我说:“你不应该在读书馆里浪费时光,你应该去从商。”

我觉得他疯了。我在本科的时候甚至没有修过一门商业课程。 但他还是非常坚定。“我想让你留在普林斯顿大学,去伍德威尔逊公共关系学院主攻经济和统计”,他说。不久,我就发现,就如我热爱中国的文化和语言,我对数字、会计和公司财务也有浓厚的兴趣。我喜欢这些东西。

然后,大卫•洛克菲尔德来到普林斯顿大学,寻找能讲流利的中文和日语(我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日语)并且主修经济的人。他让我的教授给他推荐,教授对我说:“你要去银行工作了。”我说:“不行,这恐怕跟我学的差好远。”他说:“你都不知道银行到底是干什么的。”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去了大通银行,成为东京分行一个管理人员,从事信贷和借贷业务。就在我在商品交易部的时候,我被要求陪同大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参加为期两周的对中国的访问。

到了北京,我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。他们身穿蓝色或绿色的军装。街上到处是自行车,仅有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。但是中国人民却很热情。他们对美国人很好奇,特别是会讲中文的美国人。

第一天,大通银行的总裁就对我说:“你好像一直在这里似的,甘维珍。你太习惯这里的一切了。”就在那时,我知道我这一生都将献给中国以及中国的语言文化。之后,在人民大会堂,中国的国家主席对大通银行的总裁说:“你有什么希望?”总裁回答:“我想在中国设立第一个代表处。”这就是我后来掌帅大通银行中国代表处的缘由。时机至关重要。两个小时后,我们从人民大会堂出来,就在那时人民日报发表号外宣布美中关系正常化。真像是做梦一样。我记得我被大通银行代表团叫去到街上买报纸。我手握着报纸,人群围绕着我。我无比激动。

我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在中国的经验,使我能为上市公司董事会出力。刚开始我担任格雷斯公司的董事,直到2006年公司将其特殊化学品部剥离,并将其快尔卫食品包装部和希悦尔公司合并的时候我才离开。我和格雷斯公司一半的董事一起加入了希悦尔公司的董事会,又做了好几年董事,直到彼得去世。

就在那时,密西西比州前任州长、福麦克斯国际董事长雷•马伯斯将我推荐给了福麦克斯的董事会。福麦克斯当时处于困境,在亚洲,特别是韩国需要帮助。我知道我能帮助福麦克斯董事会,就像我为格雷斯董事会所做的那样。于是,我离开了格雷斯公司,加入了福麦克斯。

现在,我已经不是福麦克斯的董事了,因为我做了我需要做的,但是另一个机会却随之而来。雷•马伯斯现在是美国海军部部长,他请我担任美国海军部顾问委员会委员,为海军部在亚太地区以及清洁能源方便提供意见及建议。这是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,同时也是一个愉快的经历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给海军顾问委员会提供独立的意见及建议,尽我所能增进中美两国的了解以及推动世界和平,这是我10岁以来就梦想的。(编者注:美国海军部顾问委员会由白宫任命,奥巴马总统任命甘维珍担任海军部顾问委员会委员。)

我还是两个合资公司的董事,帮助他们在中国建立业务。一个是航空包机公司,我和亚历山大•黑格将军同在董事会。另一个是在上海的化学品公司。

中国的董事会和美国的不同,企业管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概念。同时,你还有很多语言问题。很少看到精通双语的董事。即使你有很好的翻译,也不能保证所有的细节都能翻译到位。

我的这些经验之谈,来自我的导师彼得•格雷斯—他是一个有远见、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。 我从彼得身上学到了热情和无畏。他非常赞赏别人的魄力。

我还记得在一次董事会上,因为韩国国内发生了示威游行,格雷斯公司一个负责运营的人员取消了去韩国的行程。彼得对他说:“你不会有太大的建树。如果要有成就,你必须要有魄力。”他说:“看看我们的董事,看看甘维珍。她就是有魄力的人。魄力是一个领袖的标志。”他指的是在1989年6月动乱的时候,我在北京的办事处还照常运营。我也会从我父亲那里听到同样的话,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世了。他会对我说:“你很有魄力。伟大的领袖都有魄力。”

就是这种热情和勇气,激发了我母亲对美中关系重要性以及美国人学中文的重要性的关注。感谢我的母亲,使我深深地爱上了中文,也使我后来爱上了数字。 我有机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把两者结合起来。